yl6809永利官网秦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秦人社会礼俗、价值理念、精神需求等方面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近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秦人的信仰世界》甫一面世，便广受关注。作者王子今教授是深耕秦汉史领域长达四十余年的权威专家，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重点规划项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等，并出版《秦交通史》《秦史人物论稿》《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社会史论考》等史学论著六十余部，可谓造诣精奥、功力深厚，鸿篇迭出、成就斐然。

　　新刊《秦人的信仰世界》一书共计由二十六个章节组成，讨论了祖先崇拜与鬼神信仰、山川动植与建筑设施的人格化象征、祭祀制度与社会风俗中的神秘隐喻、时空观念与交通地理的符号学解读等内容。作者以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为基础，对相关议题展开综合考察，考镜源流、深入浅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揭示出秦人信仰世界的鲜活图景。这些论述极大地推动了海内外学界关于秦史与秦文化的认识，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宗教史亦有裨益。研读此书，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与阅读思考。

　　第一，祖先崇拜与鬼神信仰。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以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为核心，辅以天象、山川、社稷等自然神灵信仰而建构起来的。秦人对祖先的崇拜源流甚古，且围绕“善御”“善走”等传说展开神学建构。先祖“大费”辅佐帝舜驯服鸟兽，成为畜牧业经营的先声。后世秦国、秦朝对养马的重视以及畜种的引进与改良，就是对此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此外，秦先祖多擅长驾驭车马，并以此获得统治者的赏识而跻身于诸侯贵族之列。先祖“蜚廉”善于奔跑，这一技能在军情、文书的传递方面彰显出重要性，出土文献资料中“轻足”“利足”“走士”等称谓见证了秦时邮驿制度的发达。秦人关于先祖“善御”“善走”能力的崇拜，不仅导致“马大蕃息”的畜牧业成就，也与对交通实践的长期重视有关。

　　秦人继承并发展了周朝的上帝信仰，立畤六所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其中的西畤、鄜畤、畦畤三处奉祀白帝少皞，有力佐证了白帝在秦人信仰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此外，秦灵公所立吴阳下畤体现了秦人祭祀炎帝的礼俗制度，姜泉、姜氏城、姜水等地名的形成似与炎帝传说有关。秦始皇统一后，雍城（今宝鸡地区）依然是最受重视的皇家神祀中心。

　　秦国实施军功爵禄制度，军事实力令其他诸侯国望而生畏，遂开始了“合纵”与“连横”的博弈。秦国石刻《诅楚文》透露了秦社会意识形态中巫文化基因的深刻影响。秦人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也体现在蚩尤信仰上。蚩尤是传说中的主兵之神，其凶猛勇武、顽强不屈的形象萌生于先秦，在秦代官方祭祀与民间信仰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战神”“兵主”。

　　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对秦时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意义。秦史文献中不乏涉及盐产争夺与盐神崇拜的信息。巴郡盐水有神女子，乃与巫山神女同出一源，其形象体现出初始性、朴素性、非经典性等特征，遂成为后世盐神崇拜的滥觞。这种将食盐比为神女以及关于“巴盐”神话的一系列说法，对盐史与盐文化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山川动植与建筑设施的人格化象征。古人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将名山大川、动植物、建筑物、塑像等视为神圣的存在或神明的化身，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珍爱环境、尊重生命的行为准则与价值理念。

　　山岳崇拜是秦人精神信仰的重要表现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封立五岳，其中北岳的位置争议最大。秦始皇东巡海上路过恒山，其定位既是地理史的问题，也是信仰史的问题，折射出秦人对东方文化表露出既心怀敬畏，又不免疑忌的心情。

　　秦人认为，树木是人神沟通的桥梁。秦人信仰体系中有崇拜社树、社木、社丛以及“南山大梓”“五大夫松”“棘椎桃秉”等神异树木的传统，与之相关的异象被理解为吉凶的征兆，由此衍生出神树、树神、木妖等迷信观念以及诸多禁忌，并极大地推动了秦汉时期陵墓园林化营造的做法，蕴含有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冀阙”是秦都咸阳规划设计的重要景观之一，不仅是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政治权威神圣性的彰显。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帝国以后，收缴天下兵器，集中运到咸阳予以销毁，铸成十二个重达千石的金人，借此削弱反抗力量。金人十二取法天数，亦具有象征王制皇权、社会安定的文化意义。

　　第三，祭祀制度与社会风俗中的隐喻。古代民众重视丧葬、祭祀、交游等礼仪实践，为此制定了各种严苛繁密的禁忌法则来规避凶厄、禳解灾祸、追求福祉。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盛行童谣谶语、占梦望气等数术活动。上述行为充斥着浓重的神秘主义意识，涉及鬼神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关系。

　　秦人对鬼神充满敬畏感，对祭祀场所的地址选择颇费周章。甘泉山是秦始皇直道的终点，沿线分布着径路神祠、五龙山仙人祠、黄帝祠、天神祠、帝原水祠等祀所，显示出这片区域内不同民族共存、多元宗教融合的文化特征。

　　第四，时空观念与交通地理的符号学解读。《日书》是古人选择时日吉凶宜忌的文本依据。这类数术类文献通常假借大禹之名强化其神圣性，彰显出秦人对大禹丰功伟绩的肯定与推崇。秦人出行讲究择日，刻意避开反支日，“反支不行”等禁忌观念已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耐人寻味的是，《史记》中有关秦史的三个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录中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时间情节，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四十六日”作为寓言符号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彰显“天道”的规律性，也是季候、生死、盛衰转换的过程，同时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直道、子午道是秦始皇修筑的两条交通“北边”与“南山”的道路，其设计构想或许基于“象天极”“象天文”的神秘主义方位理念。在秦汉社会的信仰世界中，神仙和海洋有密切的关系。秦始皇的五次东巡中有四次行至海滨，并派遣多个方士团队入海求仙。秦陵地宫以水银为“大海”的设计，体现出秦人重视海洋的文化意识以及探索海上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寄托了希冀与追求的永久性。古人认为童子具有通神的能力，故而秦始皇派遣数千名童男女，随方士徐巿（一作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药。

　　王子今教授将历史使命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秉持严谨的学风，尊重史实、关注原典，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对秦人的社会生活、精神面貌展开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看法、新见解，零珠碎玉、集腋成裘，无愧为苦心孤诣之作。这部专著体现出作者一贯的治学风格，亦即扎实的文献功底、细腻的考辨分析，广博的知识储备、敏锐的问题意识，独特的研究视角、创新的理论见解，宏观的理论建构、微观的内涵探求。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王子今教授始终坚持以实证原则为基础，用史料说话，让文物发声，不断追求前沿性与创新性，拓宽了秦汉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为学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