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6809永利官网《到冬宫去： 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美] 苏珊·P. 麦卡弗里著，高领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丨光启书局，2023年1月版，360页，89.00元

　　帝都中的皇宫不是一般建筑，而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中心所在地。作为一套复杂的空间组织、一个运行着的统治机械装置，它如何建构和推动权力的运作？它本身是一个等级森严、关系复杂的权力关系世界，君主的身体与精神如何掌控、利用这个世界？皇宫与帝都分别构成内外两个世界，但是内外之间无法隔断的是人员、物质、信息和事件等方面的交流，专制权力如何既要利用又要防范这些交流？从宫城内外不同的视觉方向来看，君主如何在宫中观看与凝视外部世界？外面的臣民又是如何遥望和想象宫中的生活景观与宫廷斗争？所有这些都是君主专制政治研究中有意思的议题。当这些一般性议题与具体的某个君主专制王朝的最后命运结合起来，那就是一部充满剧情悬疑、视觉刺激和政治隐喻的历史大片。

　　美国历史学家苏珊·麦卡弗里（Susan P. McCaffray）的《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The Winter Palace and the People ：Staging and Consuming Russias Monarchy， 1754-1917，2018）不仅从一般的君主制政治视角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聚焦于俄国君主制最后一百五十年的政治风云、历史浪潮中的圣彼得堡和冬宫，全面而细致地描绘和揭示了皇家宫殿在俄国君主制盛衰变化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和产生的影响。作为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奢华宫殿，这里既是展演君主专制政治权力及残酷斗争的舞台，也是展演工业化浪潮中的帝都市民生活及文化景观的广场：宫廷内斗、篡位阴谋、皇室丑闻、暗杀惊魂、节庆阅兵、化妆舞会、艺术博物馆、技艺培训学校……君主、皇室成员与帝都臣民共同演绎这一幕幕精心编排的君主制大戏。当1917年风暴来临，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占领了冬宫，这座舞台转而展演的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坎坷前景。

　　过去人们可能更多只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权力、意识形态、国家政府、民间社会等等）把政治社会学与建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帝都与皇宫，在今天的学术前沿中无疑增加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苏珊·麦卡弗里的这部《到冬宫去》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除了政治学、社会学、建筑与空间研究之外，同时更有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景观文化、展演与观看、身份与性别、视觉经验与文化遗产等丰富而微观的研究视角。所有这些研究视角都聚焦到俄国君主制最后的一百五十年如何以冬宫为中心舞台回应欧洲政治风云变幻的挑战，揭示君主制度盛衰与人心向背在空间景观与政治展演中呈现的变化轨迹。

　　关于皇宫历史的最新研究状况，麦卡弗理在“绪论”的注释部分（第4页）中提到的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代尔（ Catherine Merridale）的著作《红色堡垒：克里姆林宫的历史与幻觉》（Red Fortress: History and Illusion in the Kremlin，Metropolitan Books， 2013），就是一部关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克里姆林宫的历史著作。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读到这本书，根据有关介绍和评论，梅里代尔依据稀见档案、收藏等史料并且融合了政治、历史、建筑和传记等方面的资料及研究成果，追溯了这座神秘堡垒的完整历史——它曾是神父君主制、世俗教会和苏联权力机构的所在地，在地震、毁灭性的火灾和至少三次革命中幸存下来。该书引领读者与熟悉的巨人——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列宁、斯大林——以及一些鲜为人知但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要在这座以雄伟的红砖墙和塔楼围绕的五座大教堂和四座宫殿的建筑群中相遇。如同麦卡弗理的《到冬宫去》一样，《红色堡垒》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上的人物曾如何看待这座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红色堡垒？他们如何力图利用它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看待这段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历史，并将其融合在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中？（）有意思的是，在书名中跟在“历史”后面的“幻觉”一词，有评论者对此解释说，作者认为这座“红色堡垒”反映了俄罗斯统治者希望传达一种权力集中和稳定的感觉，但这是一种幻觉。（Jay Freeman，）从彼得堡的冬宫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是俄国皇宫历史阅读之旅的必然路径。

　　另外，不知道麦卡弗理是否读过美国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1998；周卫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该书的重点是研究清代宫廷，从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宫廷礼仪三个方面，全方位解读了清代的都城设计、服饰语言、内廷人员管理、皇室教育、婚丧嫁娶等宫廷生活细节。该书所引起的有关争议在此不赘，只是关注其涉及的某些研究面向和议题与《到冬宫去》有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如第一部分“清代宫廷物质文化”介绍了宫廷社会并辨析了清朝统治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二部分“清代宫廷社会结构”的最后一章集中探讨宫廷奴仆，“根据统治者政治性和象征性的日常行事来分析主仆关系。规模宏大、屋宇众多的皇宫，意味着皇帝理所当然的英明卓越。然而，宫廷人员的庞大数量也造成了控制方面的难题。……宫廷政治自有其动力机制。宫廷奴仆复杂的等级体系清晰地反映了宫廷的内部结构……”（15-16页）更重要的是第三部分“清代宫廷礼仪”探讨了清朝统治者如何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构建皇室的统治合法性的努力和成就。罗友枝指出：“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关于统治合法性的两种原则——德性统治或世袭统治——之间的固有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清朝诸帝试图把‘德性统治’的地位提高到‘世袭统治’之上，但是，正如关于礼仪的分析所示，在皇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上，世袭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儒家强调的‘德’不可能是皇帝合法性的唯一评判标准。”（16-17页）《到冬宫去》也有涉及俄国君主在君主专制晚期试图以收买人心延续政治统治的努力，我相信对于富有历史想象力的读者来说，这三部著作连在一起读应该会很有意思。

　　麦卡弗理在该书“绪论”中清晰地阐述了该书的研究主题、目的和方法，可以作为导读。“君主制给现代世界留下大量遗产。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一遗产首先包括一个中央集权政体的理念和实施，以及一个文化实践和相关机构形成的牢不可破的网络。”（绪论，第1页）具体来说，君主的第一职能都是政府首脑，依赖贵族和军队实现统治。“本书的核心是君主的第二职能，即象征和仪式性地代表其统治的国家和人民。头戴王冠的统治者在此同样扮演着主角，在一众‘舞台工作人员’和‘配角’的协助下，向国内观众展演着君主制。”（第2页）“那么，圣彼得堡人民是如何参与其统治者君主制展演以及君主制与城市之间的变化关系的呢？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君主制思想的登场以及大众对其的观赏，因此重点将是君主制的主要舞台——圣彼得堡的冬宫以及冬宫广场。”（第4页）由此产生相关的问题意识是：在俄罗斯专制政体最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帝国政府变得越来越严密、统治越来越高压，君主制的仪式展演效果如何？统治者要展示什么？向谁展示？他们这方面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俄罗斯君主制的衰落收场过程中，这一展示又有何改变？如何评估这些展演对观众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理解君主们和治下臣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俄罗斯帝国时期君主制的效用（第3页）。

　　但是，更为关键和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进入变革历史中的俄国君主专制势力如何力图以重塑政权合法性而延续专制政治的统治。1754年至1917年间俄罗斯在欧洲地位的变化、圣彼得堡人口的膨胀、工业化的挑战、受过教育并有参与感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很多人对和政治现代化愿望的受挫，构成了此时俄罗斯君主制的大背景。俄罗斯统治者确实在不停地修改统治方案、风格，似乎让人们感觉到文化领域的民主化与俄罗斯政府的政治基础正沿着社会阶梯下移的趋势。但是，统治君主们牢牢把握的原则是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或分权的政治改革。“相反，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试图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忠诚、顺从和神圣的民族的代表，对愿意接受他们统治的人民施以仁政的君主。”（第7页）因此，正如众多研究结果所表明的，“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政府呈现出一幅改革与并存的图画”（8页）。可以说，这才是这幕在冬宫及广场上演的俄国君主制政治秀的真实背景，而穿插于其中的各种因素相当复杂。

　　麦卡弗理提醒读者要注意的是，虽然农奴制、征兵制以及政治不自由等给人们施加了强烈的胁迫因素，但是人们仍然明显想要从与皇室和朝廷互动中谋求种种好处，如就业保障、教育培训、子孙差事、社会流动及利益好处等；依附于冬宫并从中多少获利的人包括建筑工、承包商、设计师、城市商人、办事员、来自俄罗斯西北地区的季节工、仆役、厨师、浣衣女工、富商及其妻女、、艺术爱好者、艺术专家、文物保护者以及在冬宫河堤和广场上欣赏皇家恢弘展演的市民人群（第7页）。对于俄罗斯君主来说，这就是他们眼中所见的人民。应该承认，进入冬宫的经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难忘和幸福的。地方官员、显贵和富商通过觐见皇帝、观赏宫廷景观，就好像由于接近了权力中心而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进入冬宫里的观众传递出中央集权君主制的权威；那些与宫廷的日常运作有过关系、参与过某些活动的人更是把对冬宫的记忆和怀恋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尽管普通民众有很多人曾经因为广场工程而遭遇房屋被拆迁、做小生意的被警察清理赶走等经历，但是一旦他们有幸在冬宫广场目睹阅兵典礼、节庆活动，愉悦与自豪还是会自然涌起。问题是正如麦卡弗理在关于研究资料来源的说明所讲的，这些人几乎没有留下文字史料，以致很难判定他们还有什么真实想法。

　　麦卡弗理在该书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十分关注建筑空间的问题，重点分析了冬宫的宫廷空间、冬宫广场的设想、涅瓦河沿岸空间和冬宫广场如何变为新兴公共空间等议题。

　　由此想到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ng Kantorowicz）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既然国王有一个自然的肉身、另外还有一个“政治之体”，那么这“两个身体”是如何安放和展演在私密的和公共的建筑空间之中？这里有无数的细节构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存在感，如国王所处空间的具体尺度、行走的路线与频率、视线与声音在空间中的延伸方向、与他人接触的距离与方式、解决自然需求的空间与方式……只有通过这些密布于空间中的无数细节，才能认识制度化的空间如何让君主们感到安全、如何让臣民们能够拿捏自如地表现出绝对忠诚。

　　通过对皇家冬宫与帝都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麦卡弗理得出了四个重要结论：一，冬宫这座建筑对君主制的展现比俄罗斯统治者到当时为止所能做到的更加宏伟壮丽，其构思和设计是为了给外国全权大使和本国达官贵人留下印象；二，君主制展演的主要观众已发生了变化，更加有意地面向普通士兵和首都居民，以教化宫中的人员并向公众树立模范家庭的形象，事实证明冬宫和广场非常适合这一新用途；三，尼古拉一世对外开放了皇家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邀请城市民众前来参观，皇宫与公共空间的界限由此而慢慢变得模糊不清，这是给皇宫与城市之间关系留下的最大遗产；四，随着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继任者搬出冬宫，宫殿广场空间开始具有双重的中心地位，不再仅是君主制展演的重要舞台，还成了上演帝国民众生活的关键场地。这一趋势说明冬宫和广场所附着的公民意义正逐渐变多，政治合法性从君主制向民众逐步转移也因此得以证明（8-10页）。虽然这四个结论的表述略显松散，但是统治权力与空间展演的变化作为一个中心问题仍是很明确的。就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千万不要以为宫殿只是一座建筑，仅供朝廷使用。宫殿式的生活实际上向各处在扩大其影响。……那是新的精神用一种完全是中世纪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支配和统治力量”（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283页）。

　　麦卡弗理的冬宫研究完全证实了芒福德关于以中世纪的形式来表现政治支配和统治力量的观点：“俄罗斯帝国时期冬宫的故事讲述的是‘国家级演员’和不断扩张的城市之间发生变化的关系的故事，‘国家级演员’控制着冬宫，城市包围并渗透着冬宫。俄国的君主们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声称专制君主制的古老结构在现代仍能发挥作用。为了推进这一主张，他们努力将君主权力的仪式化展演从朝臣转向城市民众”（13页）。在所有的皇宫及广场政治秀的背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维持君主专制制度的意图十分明确。“他们对冬宫大舞台进行了改造，上演了文化民主化和军事纪念的壮举。在冬宫广场上，他们纪念沙皇、军队和人民之间的纽带，统治者在此为城市民众举行公民仪式。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或取得胜利时，市民会聚集在冬宫前，祈盼君主现身阳台。”（13-14页）但是，时代的风暴终究是要来的；酝酿已久的俄国君主制的崩溃，最终于1905年至1917年间上演。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一句比“到冬宫去”更有力的话是：“应该去占领冬宫！”这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台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斯莫尔尼宫（Smolny）对着电话大喊，接下来就是起义士兵占领了冬宫。俄历（儒略历）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傍晚，起义者开始向冬宫发动进攻。26日凌晨一时左右，一支由红军率领的队伍沿着冬宫广场一侧的主楼梯（后被称为十月楼梯）进入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大厅。经过短暂的关门谈判，临时政府剩下的部长们同意投降。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持有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文件，得以进入冬宫并记录了10月26日凌晨进入冬宫的部队的行为：有起义士兵发现了酒窖，还有士兵洗劫了部分房间。在冬宫广场入口处，有士兵砸开准备运到莫斯科的包装箱，一哄而上开始抢劫。这时有人高喊：“同志们，不要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马上有其他人也喊着“住手！把所有东西放回去！不要拿任何东西！人民的财产！”于是那些东西很快被塞回箱子，并由哨兵看守着。里德的同事路易斯·布莱恩特（Louise Bryant ） 回忆说，大约凌晨一时左右，冬宫灯火通明，没有发生抢劫，而且每个人离开冬宫都会被搜查。守在门口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中尉向离开的人喊道：“同志们，这是人民的宮殿。这是我们的宫殿。不要偷窃人民的东西……不要给人民丢脸。”于是士兵们把藏在口袋里的一些物品拿出来，让布莱恩特感到好笑的是，交出的东西没有一件有实际价值，例如一把中国剑的断柄、一支蜡烛、一个衣架、一条毯子、一个破沙发垫。她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士兵们只是希望保存一些这一不寻常夜晚的纪念品。“150年来，进入冬宫的人，大多带出来的仅是回忆。这些人曾希望能得到有形的东西来勾起他们参观冬宫的回忆。”（295-296页）但是里德也看到了一些抢东西的行为，他在临时政府部长们被逮捕后四处逛了大约一个小时，证实了最严重的掠夺发生在办公室，但是贵重物品却安然无恙。后来他估计由于一般老百姓在冬宮被占领后的几天里可以在冬宫内自由活动，人们抢走了“桌上的银器、钟表、被褥、镜子以及一些价值不菲的瓷制和半宝石的不规则花瓶，价值约为五万美元”（297页）。我们在读大学三年级学到世界现代史的时候，正好读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1934；郭圣铭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同班的林同学和我讨论了起义者如何离开冬宫这个细节。当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暴力革命与破坏的关系，以及所谓“属于人民”的真实涵义究竟是什么。在当年的课堂上，这些问题和讨论实际上都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而那些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思考。

　　作为君主制政治中心的冬宫向世人展示的最后一幕，同时也是新旧统治权力接替的真实展演。里德和布莱恩特在那个革命成功的凌晨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的是新人与旧人的替换，这是远比某些物品的易主更为重要的变化。麦卡弗理在她的书中写道：“当这些新来的人进去后，他们遇到了君主制的追随者：穿制服的男仆、厨师、仆人、侍女等，在回忆录中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沉默寡言的老年人。这些人不能或没有选择为自己解释。”（305页）所幸的是，似乎没有发生从君主制宫廷走出来的人遭遇新的精神磨难的事情。正如麦卡弗理在全书的最后一段所说的，冬宫的命运“对于君主制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但对于在宫殿群里当差的许多人来说，这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项新的使命。这一新的使命是从涅瓦河堤岸上的建筑多年来的现实中有机发展起来的：它们已经是一家皇家博物馆和君主制博物馆的所在地。新组建的苏联政府最终要创建新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之时，钥匙根本不必易手。宫廷和市民共同建立的空间代代相传，使命和人员的连续性令人瞩目”（305-306页）。这是新旧交替的历史情景，是尚且值得欣慰的属于政治文明的一部分的展演。因此，后来的坎坷与磨难也更让人感慨不已。